当我们遭遇亲属或者好友离世，或走得突然或寿终正寝，我们难免心情沉重。为了让逝者安息，也为了体现逝者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往往会为他们举办祭奠仪式，为他的生命划上句号。

祭奠仪式上，我们通常会用到一些常见的祭奠产品，比如花圈、花篮。那么，白事花篮有哪些种类，该如何选择呢？在本篇文章里，您或许能找到答案。

鲜花的作用是装点环境、传达感情，白事的花篮主要作用也是这两点，白事花篮由与死者生前关系较为亲密的人在其葬礼上赠送，来自己心里的不舍和惋惜，对于死者家属的朋友来说，送花篮更多的表达自己的同情。

白事花篮主色调由黄色、白色等颜色组成，花材选择通常：有黄菊、白菊、黄玫瑰、白百合等，可根据逝者年龄喜好作个体化定制。花篮周围还可以装饰白绸，打成花结，白事花篮两旁可写挽联。

鲜花花圈

花圈是我国传统葬礼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白事装饰，早年多以颜色艳丽的绢绒或纸质假花制作花圈。

祭奠花圈，顾名思义，就是呈圆形状，这是必须的，因为圆形代表人生圆满结束、没有遗憾的寓意，是对逝者最大的祝福和尊重。

无论是参加葬礼、祭奠故人还是清明扫墓，送祭奠花圈都是一件严谨的事，如今的花圈多以鲜花制作，主花多有黄白菊、玫瑰、百合等多种选择。

花篮

带支架的白事花篮是如今葬礼中最多亲友选择的一种花篮，通常有单层、双层、三层花篮等多种选择、多样造型，多用于追悼会现场的礼厅布置。

不同层数的花篮，在意义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差别在于层数越多，用花也就越多，看起来就显得更加隆重，但同时价格也会随之上升。因此在选择丧事鲜花花篮的款式时，可以基于自己的经济预算进行选择。

如果不知道送哪种花篮最合适，建议大家根据自己和逝者的亲疏远近选择，如远亲和晚辈可选择单层花篮、亲属和朋友可选择双层花篮、主家可选择三层花篮。

丧事用花篮与花圈不同，赠送还是有一部分要求的。花圈是比较常见于大型正式丧事场合的。而丧事用花篮更多于用在习俗或对方家属允许的情况下，或者私下的赠予等。

花篮里用什么花也有讲究，除却要看花语外，还要看习惯。如黄菊较多赠男性，白菊较多赠女性。赠送的人越重要，则花篮的层数越多、体积越大越好等。

普陀区长征镇中江路1070弄芝巷小区的多位居民向“新民帮侬忙”反映，连日来，小区内有多户人家占据公共区域搭设灵棚。浓烟袭扰，哭灵惊魂。芝巷小区主要由多层老公房组成，住有居民650户左右。居民赵女士是前两年刚搬入小区的，最近小区里接二连三有人搭灵棚办丧事，让她不堪其扰。（1月9日 《新民晚报》）

死亡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极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人们都想庄重、严肃地处理已故亲人的丧事，送好亲人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但由于现代部落空间的巨大改变，城市中出现了不少由于办丧事而出现居民间矛盾的事件。那么，在现代个体空间越发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如何平衡风俗与生活？

丧葬是整个人类社会都重视的事情，它暗示着人类万物有灵的观念下产生的灵魂归属仪式，仍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也成为个人与民族解决自身起源与终极问题的现实需要。国人总说“死生大事也”，我国自古以来便十分重视丧葬礼仪，自《周礼》确定了丧葬礼仪后，其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更加规范的形式，也形成了丧葬文化。到现代，丧葬礼仪的程序变得较为简单，更加现代化。如果说传统的丧葬文化具有亲情、社会、宗教等多重需求的满足作用，那么现代则更加倾向于亲情满足的需要。家属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再加上社会资源不足，因此在小区中搭灵棚也是迫不得已。而我们理应对他们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善意。

同时，搭灵棚、烧纸钱、吹唢呐等行为是家属对死者的一种可见的悼念形式，既然没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并且相关管理者也同意家属的行为，那么管理者也应考虑到其他居民的正常生活。一方面基层管理者可以提前准备搭灵棚的地点和规模，规划具体的地点满足家属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哀乐播放的音量与时间，焚烧冥纸与逝者遗物的地点也可做相应的规划，最大限度地平衡办丧葬的居民与其他居民的权益。而小区内属于公共区域，家属也应多考虑其他居民的生活，尽量减少对其他居民的利益损害。

风俗与生活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平衡二者需要我们的互相包容，互相理解。而对于传统，我们应保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创新态度，使传统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现代生活。

各地的习俗不同，但是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丧偶之后，一般来说，在出殡的时候，配偶是不宜相送的。当然要送也是可以的。

因为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要是丧偶之后，想要再婚，再嫁，那么就不好相送了。

一般丧偶者家中的老人见到人还年轻，就不会想让活着的人去送死去的人，要是别人知道，也有些人不敢与之再婚。

所以有种说法，不想再婚的就会去送出殡。就算是最后改变要再婚了，最少也得七七四十九天后再婚，可是这么做的时间太短，感情太假。一般是一两年之后才好堵别人的嘴。

只是有一点，送出殡了，再婚得越快，就越会被人笑话得越厉害。

如重庆就是夫妻间不相送，不能看下葬，不能看火葬。

为什么会有夫妻不相送的习俗呢？按过去的说法是因为死者会眷恋生前的一切，魂就不会甘心地离去，所以一旦配偶相送，死者阴魂不散会缠着活着的人，甚至于把活着的人也带走，一起再续夫妻缘。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丧偶者确实与死去的配偶感情深厚，太伤心难过了，会出事，所以不让其相送，也是保护活着人。

正是有这几种说法，所以才会有夫妻间不相送的习俗。

而在我们广西南宁还有一种说法，要是出现这一种情况的话，那么不但不能送，还必须在出殡之前两个小时，也就是一个时辰前离开，到外面去，不许在家吃饭，在外面呆到出殡之后才能回来。

如13点出殡，那么丧偶者就得在配偶出殡一个时辰前，也就是11点钟前，他要离开丧礼现场到外面去回避。

要是农村的一般离家远一点，跑到村里的小卖部，或者是树下纳凉，绝对是不能返家的，更不能出现在出殡的路线上。

而城里的则是跑出去，有些人就是在看下象棋，或者是和人聊天。同样也是不允许在出殡的路线上。

很多老一辈的人一看到这种情况，就会说，一定是夫妻俩八字中有四字相同的，所以不能相送！送者有祸！

就算是丧偶者不想离开不想回避，可是也会被亲戚朋友个个都相劝，一定要离开丧礼现场避开出殡。

请来做法事的和尚或者道士也会劝丧偶者离开的，不管是为了逝者，还是为了活着的人，都要规避。

何为八字中有四字相同的？八字就是出生的年月日时，只要年月日时只要出现两个一样的，那就是要回避的。

比如说：丈夫是1970年1月1日0点生，而妻子是1970年1月22日12点生，那么就是年月相同，生辰八字有四个字相对应了。这一种是不能相送的，必须要回避。

生辰八字有四个以上对应就得回避，所以就会出现丧偶在出殡前离家很远，吃饭也得在外面，买来吃。游荡在出殡之后，才能返家。

我曾经听一个长辈说过，他们村曾经有一个人不信邪，他与妻子的生辰八字有六个字以上是相同的。

他还是送了，并且送出殡的时候，也没有戴破斗笠，按习俗，男丧偶出殡相送的时候，是要戴上一顶破斗笠，然后由人携扶着相送。如果说是女丧偶，女方就得戴孝相送。

要戴的是破斗笠，而不是图中这么好的一顶斗笠

在丧事刚刚办完的次日，他的家人就发现他直挺挺地死在了床上，跟随着亡妻而去了。于是又办起了他的丧礼，然后夫妻合葬。也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了。

气绝之前换寿衣

民间认为：“人在临终前如果没有更换寿衣，那么死者是光着身体去往阴间”，这会让死者蒙羞，家属也会感到内疚和自责。所以民间很多地方都是在临终者还未断气之前就开始更换寿衣。

有人问：“人还未气绝就更换寿衣，岂不是很忌讳”。其实不然，在民间，尤其是农村，很多人认为，给临终者换上寿衣有添寿增福的意思，与民间的“冲喜”风俗相似。这是气绝之前更换寿衣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民间解释：“生时定，死时得”；简而言之，在农村，很多人认为：“寿衣只有在临终者为气绝之前更换，到了阴间才能得到。”针对这种说法，小编不敢苟同，因为无论是民间风俗还是传说中，所表现在我们眼前的都是“烧”。至于为什么？想来因为“烧”和“捎”同音。比如七月半烧纸钱，人刚离世之时烧的衣物被子等，以及很多电影情节中均是如此。当然临终者气绝之前换寿衣的做法，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气绝之后换寿衣

在小编家乡的风俗中，基本上都是“初终”才开始更换寿衣，也就是气绝之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都知道这一系列的步骤均是在入殓之前准备好。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说过，换寿衣的前一个步骤是沐浴净身，而给死者沐浴净身和临终者沐浴净身是有一定的区别。

首先民间认为人在死后，需要干干净净的去往阴间，所以无论是气绝之前还是之后，都会为其沐浴净身。而在沐浴净身的过程中，不仅要将死者身上原来的衣物全部脱掉，还有给死者擦拭身体，然后给死者更换寿衣，而寿衣通常是“三腰五领”，即上衣5件，裤子或者裙子3件。而这些步骤免不了需要抬或者搬弄临终者。可以试想，如果临终者还未气绝，那么这些步骤对于临终者来说不亚于临终前的一场折磨。

如果临终者已经气绝，那么沐浴净身这个环节对于死者来说是没有痛苦的。人都已亡故，如何还能感觉到痛苦呢？在小编们家乡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就小编个人而言，还是比较支持的，因为临终者在临终之前本身就是痛苦的，而这些环节可能会增大他们的痛苦，以至于提前死亡的可能很大。对此你怎么看呢？

注：给临终者换寿衣必须区分开来，男的由男更换，女的由女更换。并且在制作寿衣以及更换的过程中同样忌讳哭泣。

结语：小编认为，虽说现在沐浴净身的环节已相应减少，但同样无法做到完全避免，其他暂且不说，就给临终者脱衣服和穿寿衣这两个步骤而言，其中就免不了需要将临终抬起或者拉扯，而且衣物脱完以后，温差的变化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些对于临终者都是不小的折磨。所以就小编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赞成临终者气绝之后跟更换寿衣的做法

在明代，官员、太监、僧人死后，朝廷予以旌表，甚至由朝廷出资，替他们营葬，这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制度。就是所谓的“赐葬”，也是为人臣者一生最高的荣誉。

僧人死后赐葬，始于正德年间。正德八年（1513年），大慈报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后，武宗命工部造塔葬之。当时工科给事中上奏反对，认为按照旧例，没有为国师营葬之例，工部也据理力劝，但武宗不听，而且亲自下令，以使僧人赐葬成为一种制度。

既然是办丧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当然得以哀为主。依据传统丧礼，人死后，丧家当有殓、殡、哭、吊、奠这几项礼仪。在现在的很多农村里，还有很多类似的风俗被保留了下来。

所谓殓，即盛殓死者，有“小殓”与“大殓”之别。小殓，在死的第二日举行。大殓，则在小殓的后一天。殓当根据家财量力而行。

所谓殡，即葬死者于墓，当按时而行。所谓哭，即孝子哀思，当哀而不文。所谓吊，即古代的“知生者吊，知死者哀”。所谓奠，就是设灵堂以安慰超度死者。

在明代民间，敛前有“浴尸”这一道程序。按照民间的一种说法，如果亲子能饮下尸体的洗澡之水，那么死者就无入地狱之苦。

殓有大、小之分，在一些士大夫家族，除了客死他乡之外，一般不用殓，只是让死者手足伸舒，巾服端正，仅此而已。如果时值炎暑，大殓也不拘泥旧礼，一概变通而行。在嘉兴、湖州一带，凡是祖、父客死他乡，棺柩一般不入室。据说“冷尸入后，人不利也。”

至于殡，多拘于繁缛之习，以奢侈为荣。如在杭州，有一位姓王的富室，替父亲举丧，丧仪繁盛，惊动了整个杭州城。

哭，原是孝子对死者表示哀思，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所以明人有“天下哭死皆真”之说。然在嘉兴、湖州，哭的时候全都失真，哀痛很少。究其原因，据说“牵扯生人事多”。换句话说，死者去矣，生者却为争夺遗产而明争暗斗，无心为死者致哀，不过虚于应付而已。

吊礼在明代民间丧仪中也有变化。按照传统的礼仪，吊是为了“生者”，而哀才是为了“死者”。在明代，已非沿习古礼，而是一概对死者行拜礼，生者在旁边答谢。所行吊礼，全施四拜之礼，或者接连叩头。

奠礼在明代大多过于奢侈。丧家一有丧事，就请客征礼，祭奠之物，有大盘、蜜楼、人物、阁楼、飞走、铭旌之类。更有甚者，丧家还实行“散孝帛孝布”的仪式，给他人送孝帛、孝布一类的“凶物”，让别人替自己亲人挂孝。

按照明代的制度，丧礼一般守孝27个月，算是“三年之期”。湖州人在终制之日，出外还是素青服，而居家则用素服。

有些号称“心丧”的孝子，直至守制满三年，才穿吉服。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的士大夫居丧期间，在接待客人之时，大多头戴苏巾，身穿深衣，显然已是俗化的表现，在一些正统的士人看来，显然也是非礼的行为。

旧时，实行土葬。富裕者年过60便开始购置棺木和寿衣，请风水先生看“风脉”，择茔地，用砖石箍墓，在墓地植柏树。棺木以柏木为佳，也有用松木和桐木者。棺木有四页瓦、八大块、十合子、十二圆（用12块板）。棺木雕刻字画，内外漆好，储以待用。寿衣，也称“老衣”、“殓衣”。男的为长袍短褂，女的为秀衣套裙。一般内外三至五套，单衣、夹衣、棉衣都有，但忌穿皮毛类。经济条件差者则不讲究，多为临时置备，一般是薄板枋、布衣衫，入土为安。有些特困家庭则芦席卷尸，挖土坑掩埋，或埋于“乱葬坟”了事。丧葬习俗较为繁琐。

老年人将逝，儿女子孙要守护在旁，听候“遗嘱”。随之理发，净身，穿上寿衣。咽气后，多用白纸盖脸（城镇也有用黄纸、红纸的），点灯盏，抬置地上，男停正寝（中堂），女停内室，口放“衔钱”，手握一双筷子及包着馍的手绢，此曰“小殓”。待孝子（儿女子孙）到齐，在纸盆内烧纸，然后哭嚎，俗称“烧倒头纸”。并在大门口烧纸，挂幡，以示哀事。屋内书写引幡、“七单”、丧牌，设置灵堂。当日即告知亲朋，称为“报丧”。等逝者的外家（或娘家）及近亲到齐，将尸身入棺，此曰“大殓”，俗称“入殓”，或称“殓木人”。孝子亲友痛哭，绕棺一周而离。置灵棺于堂，头向内，足向外，停于正中。灵堂要围孝帘，立神位，挂魂幡，献饭菜，摆纸扎。孝子要在灵前守灵，焚香，燃烛，而且要昼夜不停，意在香火不断，后继有人。亲友闻讯，带纸箔钱物，前来吊唁。本家大小要穿白戴孝，给吊唁宾客按亲别“散孝”。停灵吊唁的时间长短，视逝者年龄大小、家境贫富而定，有放置3天、5天的，也有7天以上的。祭礼多送纸人、纸马、金银山等，至亲则为“全礼”——俗称“送饭”。

丧主一般用素席招待。（如今的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安葬亦有诸多讲究。先一日下午，由孝女3人，分别执扫帚，提水壶，拿簸箕，去坟地“扫墓”；由孝男3人，分别执魂幡，端饭盘，打灯笼，去坟地“送饭”。回来时，孝子列队出迎，俯首嚎哭，俗称“引魂”。临渭区有的地方孝男去祖坟“迎魂”，并“祭路”，意为迎回祖魂敬献，祈求安葬一路平安。孝女在村巷迎祭。到了晚上，孝子亲友到齐，开棺环视，告别遗体，然后封棺，点“棺罩”举行祭奠活动。名门望族，特别讲究。蒲城、韩城一带，晚间还要举行“点主”和“三献礼”。聘请当地有科甲名位之士，或有威望的吏绅名人为礼宾先生，并以其中名位最高者为点主官。奠时，孝子三拜九叩首，四傧侧立两旁“唱礼”，点主官手执朱红笔，全神贯注地给死者牌位上的“主”字加点，“神”字加竖，叫做“穿神”、“通神”或“点主”。三献礼，即初、亚、终进献三次。一次奠酒，二次献饭，三次献茶。每次读祭文一道。每献一次皆鼓乐齐鸣。之后，还要大戏彻夜演唱。次日晨或午时起灵。灵柩置孝轿——棺罩内或“龙杠”上。门外烧纸人、纸马，孝子于孝轿前相对而跪。起灵，铭旌前导，魂幡引路，鼓乐齐鸣，孝子尾随，外戚“扯纤”，孝女扶柩。长子或长孙顶“纸盆”，行至村巷口，跨越麦草火，将“纸盆”摔于火上。沿途痛哭，撒纸钱。至墓地，纸人、冥器、铭旌随柩下墓，填土为坟。火化纸奠品，孝子谢拜帮葬的众人，花圈、孝棍插于坟上，继承人衣襟盛坟土一把而归。

葬后3天内，每到黄昏，家人焚麦草于坟周，俗曰“打怕怕”。第三日，逝者近亲要去坟地培土圆坟。死者逝世之日开始，每7天为一斋，共有“七斋”。每斋哭丧烧纸，俗称过“七”。斋期如逢农历七、八日的，由孝女在坟顶插一白纸小伞，坟周围插些小旗。亡后百日、周年，也要烧纸祭祀。父母之丧，持服3年，3年之内，士不应试，官不理任。三周年时，为之“脱服”，视为喜事，换红挽联，动亲朋，请乐人，设宴席，脱孝服，在坟前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职人员过丧事，礼仪从简，一般佩戴黑纱，敬献花圈，开追悼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遗体实行火化，一般在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入殓”、“送葬”等仪式仍继续进行，“七”、“百日”、“三年”仍然要过。但守孝3年的习俗不像过去严格。

土葬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传统丧葬方式，古人对于葬礼是非常重视的，就比如拿现在还保存着的许许多多的帝王陵墓来说。这些帝王陵墓里面一般都埋有大量的金银珠宝，正是因为古人认为人死之后还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接着生活，所以对于坟墓的规格和所处的地点也是有着非常多的要求的。正是因为如此，想要在我国突然进行丧葬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人民对于土葬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在这种地方实行丧葬的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首先要克服的是那些老人对于丧葬的心理，他们觉得人死之后就应该土葬，如果火葬的话一把火之后自己什么都不剩了，那么也无法转世投胎。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落叶归根，农民一般都是靠土地吃饭的，所以他们对于土地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就算自己死后也是希望能够埋葬在故乡的土地之中。正是由于农民对于土葬的特殊感情，才有了我们所说的风水一说，同时青山埋忠骨也可以看出土葬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也可以反应出实行丧葬改革的困难。

最近随着国家对于丧葬制度的再度加码，有关于旧坟头的问题又被推上了热门，政府提出的集中迁坟能否行得通？

根据我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二章第10条提出：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一）耕地、林地；（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三）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由此可见国家对于这些地方的坟墓是要求集中迁坟的，当然这些地方是不允许建立新的墓地的，同时旧坟头也是需要拆除的。

对于集中拆坟有什么阻力？

来自村民的阻力

我国对于清明节扫墓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视的，缅怀先烈也是应该的。如果政府要求拆除居民家里的祖坟的话，我想居民会极力抵抗的。因为在我国传统丧葬文化中有风水一说，随意地去动他人的祖坟就相当于破坏了他人家的风水，这也会使得他人对你这种行为产生抵抗，甚至于对你发动人生攻击。所以说拆除他人祖坟在农民看来本来就是一件破坏自己财运和气运的事情，可能会导致官民之间发生冲突。

除了风水上面的因素，还有一种因素就是农民心理上的因素。毕竟自己多年来都在那个地方纪念先祖，在心里自己已经把那个地方当成是一种思念的寄托，所以说如果集体迁坟的话就需要到别的地方去纪念先组这种做法会使村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因此心理因素也会导致农民极力的阻止集体迁坟。

2.来自工作量的阻力

要知道我国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然而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逝者安葬的方式一般都是采用土葬的方式，所以我国的旧坟头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这就导致如果要把旧坟头集中迁移的工作量非常大，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迁坟.

这对于地方财政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再者就算是花钱去请劳动力，对于这种不讨好的事情也会导致大量的人不愿意去干，那么光靠村干部自己几个人也是非常难达成这个目标的。

除了这两个阻力之外，由于旧坟头长期处于那个地方，所以它们一般都跟当地的生态系统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大面积的迁移旧坟头可能会导致当地的生态受到破坏，可能会造成水土流失等情况的发生。

为有效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叮咛店镇提倡红事缓办、白事简办快办，全力阻断因人群聚集带来的传播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4月4日下午，叮咛店镇南平谷村一位76岁的老人去世。在得知消息后，叮咛店镇及南平谷村工作人员赶到事主家中，对老人的去世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详细讲解当前疫情形势，建议家属简化治丧仪式，从快治丧。

通过镇村干部不懈努力，事主家属表示将响应号召，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简化治丧仪式，不办宴席，并主动联系亲朋好友，谢绝吊唁。

在该村村干部的帮助下，仅用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丧葬仪式，连夜安葬逝者。治丧现场所有人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全程佩戴口罩，丧礼结束后，还进行了全面消毒消杀，阻断了疫情传播风险。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疫情防控期间，叮咛店镇严格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积极推动婚丧事宜移风易俗。近期，共倡导白事简办4起，红事缓办2起。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第六届、七届民盟中央委员，第九届、十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十届、十一届民盟上海市委名誉副主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小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6月8日6时3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罗小未教授长期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毕生致力于建筑历史、建筑理论、建筑评论以及近代建筑遗产保护的教学与研究，特别在西方近现代建筑史、后现代建筑思潮的研究方面成果巨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建筑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她长期推动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对促进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罗先生于1998年被评为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士，2006年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先后获得上海市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罗小未先生告别仪式定于2020年6月12日上午9时在上海市宝兴殡仪馆举行。为做好疫情期间的防控工作，如参加罗小未先生告别仪式，请提前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办联系（联系电话：021-65981429，021-65988531 传真：021-65986707 ）。

　　罗小未先生

　　一路走好！

　　我们永远怀念您！